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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犯罪刑事和解的实践模式
上海刑事律师admin2012-02-11

    刑事和解的模式亦即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刑事和解,目前对刑事和解与刑事司法体系的关系存在不同认识,实践中也有不同做法。各国在司法实践中已自然形成了各自模式,本文作者在中外刑事和解司法实践的研究基础上,以我国的司法实践为重点,探讨我国金融犯罪刑事和解模式之选择。

  一、公私结合模式(自行和解+公权确认)。指发生纠纷后由被害人与加害人自行协商解决纠纷,达成和解后向公权力机关提出和解申请予以确认。自行和解包含双方当事人自行找与双方相熟的中间人居间说和调解,而该寻找调停人与协商和解的过程皆在诉讼外自行完成,公权力机关只负责审查和解结果之合法性与自愿性。英美法系之“恢复性司法”理念重视社区作用以及被犯罪所破坏的社区秩序的恢复,无论是“加害人与被害人和解计划”,还是“量刑圈”,均有社区人员参与,加害人与被害人私下协商的情形在有关恢复性司法的记载中比较少见。大陆法系如德国,在1999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将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相类似的“再复原”制度写进法律,检察官得以加害人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为依据,暂时停止诉讼的提起,法院在相同前提下可暂时停止审判程序,若被告人履行了义务,其犯罪行为将不再作为轻罪加以追诉,但对和解模式未作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自行和解脱胎于自古以来的“私了”,该模式十分常见,公权力机关认可一部分公诉案件以和解形式解决,和解可自行进行、无固定模式,公权力机关既不提供和解方案,亦不主动促和,至多为双方牵线搭桥、提供和解场所,或者和解协议签订时在场以作见证,但公检法机关对过程、结果的公正性将最后把关。

  我国公权力机关不愿过于主动地介入刑事和解有其制度层面的原因。其一,公权力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决定了其是代表国家追究犯罪和审理刑事案件的机关,过于热衷调解刑事案件,会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其二,司法腐败的不良风气常会影响当事人对公权力机关的信任度,公权力机关作为诉讼进程的主宰者,无论拿出何种方案,都容易被某一方怀疑对另一方更为有利,出于避嫌和保持中立态度考虑,一些公权力机关并不积极介入和解。该模式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性,给予了双方自主自愿解决纠纷的空间,双方可以私下对和解内容和方式进行商谈。但该模式取决于某一方,特别是加害人的积极主动性,在没有固定的促和角色的情况下,一些原本可以达成和解的案件,就可能因为双方的消极态度而错失良机。

  二、公权促和模式。指发生刑事纠纷后由希望和解的当事人向公权力机关提出和解要求,由公权力机关促成和解。在英美法系,享有侦查权的警察及其机关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警察对犯罪者的处理可在告诫、训诫直到启动诉讼程序之间,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作出选择。大陆法系如法国,在2000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典》第41-1条明确规定,检察官在提起公诉前,可征得当事人同意进行调解,如检察官认为采取调解比起诉更有利于补偿被害人造成的损失时,则可依职权直接作出决定。我国有公权力机关促和的传统,从马锡五审判方式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浙江诸暨地区的“枫桥经验”,公权力机关积极主动解决民众纠纷被视为“为人民服务”的体现,受到老百姓的支持。相较而言,办案人员由于接触案件深入、了解来龙去脉,容易找到促成双方和解的关键点,给加害方与被害人创造充分的和解机会,该模式也对办案人员的责任心、调解技巧以及司法素质提出较高要求。但另一方面,左右诉讼进程的公权力机关提出和解方案,会对当事人造成心理压力,容易导致当事人适用和解的自愿性、满意度难以保证。此外,上述两种模式均没有社会力量的介入,显得较为封闭,难以满足社区公众对刑事案件的参与。因此在以张扬社区权利的恢复性司法背景下,除了适用于十分轻微的案件外,公权力机关直接促和的方案,在许多西方国家并不普遍。

  三、第三方促和模式。在世界各国最为常见,是恢复性司法潮流所倡导的典型方案。主要特点在于吸收社会力量对加害人行为进行评价与量刑建议,以促成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又可分为委托模式和混合模式。一是委托模式。指刑事纠纷到达公权力机关后,公权力机关认为有和解可能,不自行促和而是将该刑事纠纷委托专门的民间调解机构进行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后,由公权力机关予以审查和确认。国外委托模式的典型是德国1990年成立的汉诺威WAAGE社团模式,其成员来自对刑事法有兴趣的警员、社会工作者、监狱工作者、检察官等,成立后即接受政府委托,作为成年人刑事程序中的指定调解机构,对案件进行均衡协商,同时作为一种实验计划,在其工作范围内进行伴随的技术资料统计与学术性研究。我国司法实践中采用委托模式的典型是上海、南京、无锡等地。上海出台的关于刑事和解的相关规定明确,将轻伤害案件的调解委托给人民调解委员会。南京、重庆与上海所不同的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促成和解之后,检察院的做法多数是建议公安机关撤案,而非作出不起诉决定。委托模式既有专业调解机构促成当事人双方和解,也不会使公权力机关陷于偏袒某一方之嫌的为难境地,我国民事领域较为发达的人民调解机构,为刑事和解提供了较为成熟的资源。但委托方案也对刑事诉讼程序与民间调解的衔接提出了规范化要求,一部分民间调解机构的调解员有待接受专门培训,以成为调处刑事案件的专业人员。目前委托模式适用之关键在于尚无现行法律依据及完善的配套制度,因而许多地区的尝试仍半遮半掩,适用成效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同时适用范围较小。我国上海、南京等地的刑事和解实践基本局限于附带民事诉讼和自诉案件的狭窄范围,至多适用于介于公诉与自诉之间的轻伤害案件。

  二是混合模式。其调解主体比委托模式更为广泛,不限于专门调解机构,而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吸收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近亲属、邻居、社区群众参与进来,公权力机关也往往派员参与和解的整个过程。混和模式与恢复性司法重视社区秩序恢复和社区力量参与的宗旨相符合,因而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十分普遍,其典型是适用于加拿大等国的“量刑圈”。我国秉承制定法传统,司法机关不会与民间团体或个人组成混合促和主体,更倾向于转至专门的促和团体或者直接审查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协议。反观目前我国所施行的社区服务志愿者工作,即使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最前沿的暂缓起诉范围内,也是由检察机关根据加害人的态度以及和解效果直接作出决定,至多非正式的征求意见,而不会让社会力量正式参与进来,成为做决定的主体之一。此外,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社区体系,民众的公益观念也有待增强,实行混合模式的基础性要件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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