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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 护 词(贩卖毒品案)
上海刑事律师网admin2012-02-11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钱元春律师接受王某、朱某委托,为朱某在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中提供辩护。接受委托后,我们查阅了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现在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2008年9月23日至24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在辽宁省大连市召开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下称《座谈纪要》)等法律、法规,并结合本案事实,为朱某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我们对朱某所实施的帮助运输毒品的行为没有异议,但在定性和量刑上,辩护人有如下意见。

    一、在定性上,朱某系本案从犯。
    《刑法》第26条第l款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第27条又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辩护人认为,在这起共同犯罪案中,朱某的行为是次要的、辅助性的,其系本案从犯。
    首先,涉案甲基苯丙胺(冰毒)并非朱某所有。
    毒品归谁所有是认定贩毒案件主从犯的一个重要标准。本案中,涉案6.29克冰毒属另案处理的周某所有。根据吸毒人员吴某的交代,他一直从周某处购买冰毒吸食。本案6.29克冰毒亦是其向周购买。据此可知,周某是涉案冰毒的实际所有人,而非被告人朱某。朱某对其没有所有权,也没有实际的掌控和支配权。
    其次,朱某在整个贩毒过程,只起运输作用。
    贩卖毒品包括一系列过程:首先有犯意的产生,然后联系货源,低价购进毒品;再寻找买家,商谈价格,高价卖出毒品,方能达到谋取不法之利的目的。根据吴某、钱俊的询问笔录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可知,周某作为毒品卖家,一直实施“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贩毒过程。就本次交易而言,吴某在公安民警的安排下,通过手机向周表示要购买6克冰毒。双方在电话中约定了成交费用后,吴某要求周送货上门,周先是不允,后同意亲自送货。然临送货时,周改变主意,让被告人朱某替其送货,并电话告知了吴某。公安民警钱俊亦知道此事。朱某碍于情面,答应帮其送货,并带回毒资。因此,在周某与吴某已经达成买卖毒品交易的情况下,朱某的送货行为是周某临时决定而为,其只起次要的辅助性作用。朱没有买卖毒品的犯意,更没有“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贩毒行为。朱某只是周某本次贩卖冰毒过程中的运送工具,最终也成了周某的挡箭牌。
    第三,朱某在本案中未曾获利。
    被告人朱某与周某是朋友关系,周某偶尔会让朱某到其住处吸食冰毒,在此过程中,周不收或少量收取费用。基于此,本次周让朱某送货,朱碍于情面,难以推脱,答应替其送货。周某并没有支付送货费给朱某,更没有说要在毒资中拿出部分分给朱某。朱某也没有要求送货费或毒资分成费。
    综上三点,朱某没有贩卖毒品获取利益的目的和动机,涉案冰毒也非其所有。其更没有参与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贩毒过程,最终也没有想,实际上也未从本次贩毒过程中获取任何利益。因此,公诉机关指控朱某伙同周某出售毒品缺乏事实依据。对于周某贩毒过程的完成,朱某的运送行为其只起次要、辅助作用。2008年9月23日至2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形成的《座谈纪要》第九条关于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的问题中指出:“一是要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区分主犯和从犯,应当以各共同犯罪人在毒品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根据。要从犯意提起、具体行为分工、出资和实际分得毒赃多少以及共犯之间相互关系等方面,比较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毒品共同犯罪中,为主出资者、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划、纠集、组织、雇佣、指使他人参与犯罪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受雇佣、受指使实施毒品犯罪的,应根据其在犯罪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具体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认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者按主犯处罚。只要认定为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辩护人认为,朱某系本案从犯。
 
    二、在量刑上,朱某犯罪情节轻微,应当减轻或免于处罚。
    如第一点所述,朱某系本案从犯,根据《刑法》第27条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同时根据《刑法》第347条第2款第(1)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之规定,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同时,辩护人认为,以下七点犯罪情节,可以说明朱某情节轻微,对其量刑应予以更大幅度的减轻处罚,甚至是免于刑事处罚。
    第一,在主观上,朱某帮周某送毒,是被动而为,而非主动。
    周本欲自己亲自送毒,后出于其他目的,让朱某代为送毒。朱为周之朋友,又偶在其居处吸毒,难以推脱。由此可见,朱某并非积极主动要替周某送毒,而是被动应周要求而为之,其主观恶性很小。
    第二,在客观上,朱某只实施了帮助运输毒品的行为。
    对于整个贩卖毒品的过程而言,朱某并未参与整个贩卖过程,而仅仅参与实施了运输这样一个过程。朱某替周某收到毒资后,当着吴某的面打电话给周确认数额,目的是想与周某在钱款上不发生什么纠葛,也说明朱某只是一个帮助犯,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作用很小。
    第三,在结果上,毒品未流入社会,未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
    第四,朱某到案后的态度较好,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朱某到案后,并未抗拒和隐瞒事实,而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根据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精神,对朱应当从宽处理。
    第五,朱某到案后,有重大立功表现。
    公安机关本欲通过吸毒者吴某为“诱饵”,抓捕周海某,但吴某并不知晓周的藏匿地点,这给公安机关抓捕工作带来困难。朱某到案后,当场交代了周某的的藏匿地点和犯罪事实,并且协助公安机关前去抓捕。后虽未当场抓捕周某,但为公安机关网上通缉周某提供了线索和便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朱某争取立功表现的应当作为对其减轻处罚的依据。
    第六,朱某有明显的悔罪表现
    在公安机关多次讯问中,朱某对自己主观上的过错和实施的罪行都有明确的认知和深深的忏悔,他表示“替别人去送毒品,感到很后悔。”,并表示“要决心改正,从新做人”。这些都表明朱某悔罪表现明显。
    第七,朱某属于初犯,无前科、劣迹。
    在此案之前,朱某一直本本分分做人,兢兢业业工作。从未有过犯罪行为。即便是与周某认识的半年当中,也一直没有为其送过毒品,更没有参与过贩卖毒品获取非法利益的过程。此次只是其初犯,量刑时应予以考虑。
    综上朱某的各犯罪情节,辩护人认为,朱某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主观恶性很小,有明显的立功和悔罪表现、又属初犯、偶犯,在量刑时,请合议庭能够充分考虑,并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对朱某减轻,甚至免于处罚。

    三、朱某因“犯意引诱”而代为运送冰毒,对其也应当减轻、甚至免于处罚。
    本案公安机关控制吸毒人员吴某后,便利用其为诱饵(俗称“特情”),来抓捕周某。这种“利用特情侦查手段破获贩毒案件”又称“警察圈套”,或者叫“犯罪引诱”。侦查机关为搜集、审查证据、揭露、证实犯罪,查获犯罪所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实施强制措施的活动。一般情况下,侦查只能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其目的是证实和查获犯罪,而不是在侦查中制造犯罪。而在贩毒、受贿等犯罪行为中,公安机关采取这种侦查技巧,是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而在本案当中,公安机关利用“特情侦查手段”布置“犯意引诱”,本欲抓捕贩毒分子周某,最后却使来送毒的朱某落网法网。为何如此?是因为周某长期贩卖毒品,反侦查能力很强。根据吴某的陈述,以往都是周某约定地点,由吴某自己前去取货。而此次交易,吴某让周某送货,周起初并不答应送货,在吴某的再三要求之下,方答应自己送货。后来又改变主意,让朱某代为送货,这将风险转移到朱某身上。朱某并无贩毒经验,在老谋深算的周某要求下,有基于朋友关系,难以推脱。朱某到案后不久,周某便逃之夭夭,也正说明了周某的为人险恶。
    《会议纪要》第六条对“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问题”做了明确的说明“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属于“犯意引诱”。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原则依法处理。”
    据此,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周某的“特情侦查手段”属于“直接特情引诱”,而对朱某则属于“间接特情引诱”。朱某认识周某有半年之久,期间从未替周某运送过毒品。在本案中,因公安机关对周某的“特情引诱”,再加上周某的精心安排,导致受特情引诱的犯罪嫌疑人周某又引起本没有犯意的被告人朱某实施运送毒品行为。被告人朱某原本清白,后不知不觉中走上犯罪道路。辩护人认为,朱某的主观意图是在外在引诱和下而产生的,虽主观上有过错,同时其又是受害者,在量刑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起因和情节,根据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减轻处罚,甚至依法免于处罚。
    四、关于本案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本案冰毒数量的问题。
    辩护人认为,因本案的特殊性,本案毒品数量不应作为量刑的主要依据。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贩卖毒品以交易的数量来量刑,但这是建立在真实的毒品交易之上。如果为非真实的毒品交易,正如本案“公安机关利用特情侦查手段破获贩毒案件”的犯罪引诱,不但包括了“犯意引诱”,还包括了“数量引诱”。所谓“数量引诱”,是指特情不是自然的促成犯罪行为向前发展,而是出于某种目的,人为地加大毒品买卖的数量。这种毒品的数量往往是公安机关予以确定,可多可少,缺乏法定标准。根据《座谈会纪要》第三点,“运送者在整个毒品犯罪环节中处于从属、辅助和被支配地位,所起作用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因此,对于运输毒品犯罪中的这部分人员,在量刑标准的把握上,应当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和前述具有严重情节的运输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区别,不应单纯以涉案毒品数量的大小决定刑罚适用的轻重。”和“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属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又系初犯、偶犯的,可以从轻处罚”的精神,辩护人人为,本案的毒品数量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对朱某应当根据其犯罪情节,减轻处罚。
    (二)、在刑罚适用上,辩护人建议对朱某适用缓刑。
    通过以上对朱某在这起犯罪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犯罪情节的分性,可知,朱某主观恶性小,认罪态度很好,又有明显的悔罪情节,辩护人认为对其适用缓刑,放入社会,不致再危害社会。
同时朱某父母尚在,但已是八十高龄,且都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他们需要得到朱某的悉心照料。恳请合议庭能考虑这点,在对朱某量刑时,能够同时适用缓刑,让其能够及时照顾双亲,以尽一片孝子之心。
    (三)关于本案既、未遂的问题。
    正如第三点所述,本案是由于侦查机关利用“特情侦查手段”,间接“特情引诱”,致使被告人朱某实施犯罪行为。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采用此侦查措施的目的不是真正的向周海冰购买毒品,而是为了抓获周某。公安机关早已布局,能够有效掌控毒品和毒资和犯罪嫌疑人。因此,周海冰的本次“交易”自始就不可能实现其贩卖毒品的犯罪目的。虽然朱某送到毒品,并且受了毒资,但是,实际上因犯罪嫌疑人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得逞。因此,就本案犯罪的特殊性,应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认定为犯罪未遂,在量刑上按照“必减原则”处理。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朱某因“特情介入”引诱而产生犯意,实施运送行为;且在本案中起次要的辅助作用,系从犯,同时其犯罪情节轻微,归案后能如实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和立功行为,依法应当减轻甚至免除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此致

上海市XX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 钱元春  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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