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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祥林案”再演,从死人复活看我国刑事侦查
上海刑事律师网admin2011-04-11

据新华社电 2010年4月30日,被同村人赵作海“杀害”10多年的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振裳突然回家。此时,赵作海已经被判服刑11年。
 
此事被报道后,舆论一片哗然,称其为“佘祥林案”翻版。
 
从相关报道来看,该案存在刑讯逼供。
 
在我国,针对刑讯逼供的事情真乃层出不穷,刑讯逼供导致的冤假错案的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刑法学界及相应的司法机关对此问题进行了不断的研究,但是,刑讯逼供的事情已然存在。下面分析一下我国存在刑讯逼供的几点原因及对策。
 
一、 “口供”为证据之王。
 
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始终把口供作为侦破案件的突破口,侦查机关在向犯罪嫌疑人讯问过程中,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我们姑且不论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义务是否具有合法性,但是,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回答”义务却具有另外一层含义的理解,侦查机关为了完成破案任务,为了给自己的破案任务带来方便,对犯罪嫌疑人不供述自己有罪的“口供”却认为不是“如实回答”,侦查机关为了破案便采取刑讯逼供,逼迫犯罪嫌疑人供述自己有罪,刑讯的手段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令人不堪入目,如对眼睛上揉辣椒油、开飞机、挨电棒等等,在这种残忍的暴力执法下,犯罪嫌疑人不得不供述自己有罪,在破案的效率上,侦查机关也为此大获丰收。
 
如上所述,口供具有取得容易、证明价值高等特点,故而其深得侦查人员的“喜爱”。但是,这种对口供的偏爱,不但会鼓励和怂恿刑讯逼供行为的产生,更严重的是,它会使侦查人员产生工作惰性,办案时过分看重口供,把“口供”作为证据之王。
 
二、立法为刑讯逼供创造了条件。
 
我国刑诉法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刑讯逼供获取证据的效力存在着弊端。第一,虽然刑诉法规定了禁止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所有采取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但是,对于刑讯逼供得到的证据的效力并未作出禁止性的规定;第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仅仅将采取非法方法获取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对于因刑讯逼供获取的其他证据的效力却未明确规定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在这样的立法环境下,侦查机关便以法律未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取得的其他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为理由,从而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讯逼供,以达到获取除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之外的其他证据。
 
三、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形同虚设。
 
根据我国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侦查机关除了有侦查取证的权力外,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这时候,不仅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律师无法与其见上一面,就是负有侦查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无法对此进行监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经被刑讯逼供,除侦查机关之外外人根本无从得知,而遭到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在法庭上以曾遭到刑讯当庭翻供,犯罪嫌疑人也很难提出证据加以证明。
 
四、针对以上情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侦查理念的树立。
 
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不应以口供作为破案的突破口,不应把口供作为证据之王,而应重视物证、书证等相关证据,应把对物证、书证的搜集作为侦查的重点。
 
2、律师介入侦查活动。
 
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调查取证时,犯罪嫌疑人有权要求律师在场,如果律师不在场,侦查机关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3、检察机关加强侦查监督。
 
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不应仅停留在表面上,而应深入侦查机关的实际侦查活动中,做到每个案件都有检察院派出的专门侦查监督员,切实有效的监督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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